少年往事

文/林沐

童年的生活是清苦的。但总有些事，回忆起来，是难忘的、有趣的，甚或是温馨的。

一颗红心

“身在学校小天地，胸怀世界四十亿”。在只有三几百平米学校小小操场上，十四个朱红色嵌入土墙里斗大般的字体，在初升太阳光芒的照耀下，熠熠生辉。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！一队队头发蓬乱，衣着粗糙甚或打着补丁的稚气少年，喊着音频不一，但还洪亮的号子，迈步在早上的操场上。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上小学时，每天都会出现的一幕景象。

我的小学生涯是伴随着“文革”开始的。二年级时，就历经了“停课闹革命”。刚开始，以班为单位，在学校公共场所划分宣传墙报，贴上学生的学习体会。很快的，墙上的小字变成了大字，原来还算公正和规矩的宣传阵地，被报纸或大张白纸书写的歪扭大字覆盖。又很快，大字报普天盖地。今天上墙的，就可能压在昨天贴的上边。墙上贴不下的，在房和墙之间，树和树之间打钉牵绳，大纸报就粘糊在绳子上。纸张不够了，有的便直接写在墙上。内容也从开始的胡抄乱拼，变成了简单粗暴的人身改击，“打倒XXX！打倒XXX臭老婆XXX！谁谁谁是反革命！在踩上一只脚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！”

再后来，从上面打倒了下面，打到县上、公社、学校、生产大队、小队，再到地富反坏右。所有打倒的名字上都打着大红的叉叉，以示彻底打倒。

小小学校这孕育人初心、教育人成长的地方，在政治风潮中颠簸不堪。小学生的政治成份，也从系在脖子上的少先队红领巾，变成了套在衣袖上的红小兵袖章。三、四年级“停课闹革命”有了些进步，变成了“复课闹革命”。那时上学和工作是靠推荐的，只要跟上形势，课上不上已经没人关心了。我们这些还在懵懂之中的少年，巳经在心底里种下了驰骋远方和聚集五湖四海的种子。当时有部红透了的电影叫《决裂》，中有对话“马尾巴的功能”成为学生的口头禅。

一天，学校隆重召开大会，是誓师大会，内容是表忠心，也就是“一颗红心”做合格接班人。我被确定为班干部代表在大会发言。说起来，还是有些意思。从上小学起，我就被确定为班干部，先是红领巾小队长，再是红小兵中队长。一直到转学换学校，直至上了高中都是这样。记得这一次因为是学校召开的大会，各班都很是重视，班主任更是如此。前一天，就找我谈心，千叮咛，万嘱咐。其实，我也是当事到了极点。你说怪不怪，平时班上发言，不管是交流学习体会，还是安排事务性的事，我都不怵，不太做准备，就能发言。这次，老师越叮嘱，越发心里没底。稿子在学校没写完，晚上在家写，直看到钟表指针12点了才有了些眉目。

苐二天，大会在锣鼓声中准时召开。先是“忠字舞”表演，眼前晃动的人影上上下下。再是表决心，先进个人交流发言。当我站在台上时，开始还顺畅，念着念着，前一天晚上煤油灯下胡写乱画的稿子，因为字迹潦草，自己都不认识了，越紧张越不认识。好不容易结结巴巴的发完言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从台子上走下来的。这自然被班主任老师狠批了一顿，记得中午都难过的没有回家吃饭。

大会第三项，压轴内容很是重要，一名五年级的男同学，用实际行动表达“红心”。记得当时是麦收前夕，也就是五月底前，天气还不是很热。这个同学在广播嘹亮的革命歌曲声中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赤膊上身从台下走到台上中心，校长及师生全体起立，女校医紧随其后，一手端着酒精瓶，一手拿着棉签儿，表情严肃而紧张。校长站在主桌旁，手把话筒，说了一通热情洋溢，慷慨激昂的话语。赤膊着上身的同学，一手握着直径约有一寸的纪念像章，一手紧紧的攥着拳头，神圣的环视了一下台下的同学。当校长郑重宣布XXX同学，要把“红心”变为实际行动时，女校医紧前两步，把沾满酒精的棉签，迅速的涂抹在同学的左前胸处。紧接着，只见这位同学长长的吸了口气，能看出胸部加快了起伏的频率，小嘴蠕动了几下，牙齿咬着嘴唇，因为憋气而脸庞有些泛红。他凝神屏气了片刻，便郑重地不加犹豫地将纪念章的针扎向了自己的肌肉，几滴殷红的鲜血即刻渗了出来，顺着徽章的地方，从他白皙且稚嫩的胸膛上缓缓的流了下来。霎时间，会场上空锣鼓震天，掌声经久不息。“向某某某学习” ！“做合格的革命接班人！”“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…呼喊声此起彼伏。

“诗和远方”是现代人的情致，是一种生活满足后的享受。而那个年代的人们，甚至孩子，不管生活多么的艰辛，都有一颗炽热的“红心”，有一颗胸怀世界，改变全人类命运的壮志。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人生意义和政治责任。多少年后，每当忆起童年，这个热烈，庄严，虔诚，还有几份神圣的场面，以及那经久不息的鼓掌、呼喊，都梦幻般或明或暗地在眼前闪显。

撵鸡

我上小学时，可说学生就没有压力。文化课很简单，一年级时的语文、算术不及现在的学前班内容丰富、要求高。但课程之外，如品德教育、社会实践、体育娱乐，集体活动应比现在的多。那个时候社会倡导“大公无私”，学校也特别把学习英雄，学习先进放在重要位置。我所说的“撵鸡”，就是一次学英雄，见行动；学雷锋做好事的具体行动。

我们村有五个和我同庚，又在一个班的小朋友，我们之间亲密无间。平时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基本上都是同出同进。上学也是你叫我，我叫他，一起去，一块回。有时为了能在一起玩耍，还要给父母编一些理由。

一次，一个小朋友家养的母鸡，老去别人家下蛋，他母亲有意见，但没办法。我们几个知道后，便商量要把这个好事做了。

我们给各自家大人谎说一起学习，讨论算术题，便来到了这个同学家。到他家后，我们先关好前后门，准备把鸡抓住再说。可这鸡虽然是关在了院子，还是跑着飞着。我们在院子跟着鸡跑，撵得鸡飞狗上墙，就是抓不着。我们商量着把鸡赶进柴房就好办了。几个人便分工协作，前追后堵，很快就把鸡撵进柴房。这家柴房是顺着邻居家沿墙南北而建，北边是正门，我们几个一拥而进，才发现这柴房后墙也就一人来高，母鸡因受到惊吓，直接飞到了后墙上。几个小同学随之出外堵截，我便沿柴房后墙直接爬了上去。鸡看无路可走，便从后墙飞了下去。我紧追不舍，几乎在鸡飞下去同时，也直接从墙上跳了下去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这墙下是个红苕窖。同学家为了规避下雨的雨水或其他东西掉到红苕窖里边，在上边覆盖了一张席子，鸡跳下去飞走了，我这一跳不偏不倚，刚好坠落进了红苕窖里。

在我们的家乡，为了在冬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存储些红苕或蔬菜，便于食用，几乎每家每户都要打十多米深度的红苕窖。红苕窖深入地下，冬暖夏凉，四季恒温，是存储红苕和瓜果蔬菜的好地方。

掉落入红苕窖里的我，因为身体轻，又有草蓆起缓冲作用，所以只是受了些惊吓，身体并无大碍。只记得自己刚落到底的时候，一瞬间，有极其憋闷的感觉，出不来气，喊不出声。其实上面的人，特别是同学的母亲，受到惊吓不亚于我。记得他的母亲爬在窖沿上大呼二叫，听到我回话后，迅速找来了竹筐和绳子，让小朋友在上面拉着绳子，自己下到窖底，把我抱起，放入篮中，自己又上到地面，把我吊了上来。我上来后，同学母亲抱住我，摸摸这里，看看那里，直到确认我没事，便把我们领到房子里边，让我们坐在坑沿上、凳子上。她翻箱倒柜，从柜子底下，翻出一包东西，一层一层的麻纸退去，我们才看到是一包白糖，几位小朋友一人一杯，当然给我的是大碗。完后，在我离开的时候，反复叮嘱，不要告诉我的母亲。

一场大张旗鼓，轰轰烈烈的撵鸡做好事活动没有做好，甚至连鸡毛都没抓住，只能草草收场了。对于小同学家来说，是抓鸡不成，蚀了一把白糖。对于我等而言，是留下了一段成长中有趣的回忆。其实，这段小故事应该叫抓鸡，但是沒抓着，只能改作撵鸡了。撵鸡虽然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但也能说一些道理。做事不仅要有好的出发点，还要看怎么能把事做好。人常说的好事好办，好事办好。好办是说的方法，办好是说的能力。不管是方法，还是能力，晚上抓比白天好抓。晚上，鸡在架上抓就是了，省得白天白费力效果还不好。当然，你是想弄点动静给人看，不计成本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我遵守诺言，真没有和母亲说，过了些年，我回家，母亲告诉我，这家同学的母亲不在了，我才说起撵鸡这个事，母亲的眼睛都瞪大了。